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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智慧城市就是更多参与

原创 2016-11-24 特约观察员 学术plus

在业界，利用新型传感和分析技术改善城市系统的运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一些人将这一概念称之为“智慧城市”（smart cities）。同时，由于资源紧张、环境变化，地方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做到高效、更具恢复力。但是要同时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希望改变这一点，私营部门就要退一步来思考，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过是系统之系统（system of system）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包括政治和文化系统（这些都无法通过技术来克服或进行优化，不管是这些技术多么具有独创性、泛在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寻求相应的方法，将这些新技术与既有的公共程序进行融合，或增强其功能。

每一个城市和文化都是不同的。香港的选择和纽约就不一样。新加坡有让人艳羡的做事方式，罗马有《甜蜜的生活》。虽然大环境迥异，但仍有共性，那就是需要在“自上而下的威权”以及“自下而上的平民输入”之间达到政治平衡。智慧城市利用传感器来收集数据，利用算法来理解数据。至于自下而上的输入而言，数据收集无疑大有助益，而对这些输入进行融合集成，无疑又有助于上层的决策。智慧城市方法和政治程序同时发挥作用，可以在自上而下和自上而下之间快速找到平衡点，而且参与的人也会更多，这样也有助于城市和市民更好的做到与时俱进。

治理就是选择

尽管从来不缺乏尝试，但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2007年，欧洲几所大学做了一个游戏，试图定义“智慧型”（smartness）的6个特征、31个要素、74项指标。最近，欧洲委员会重心放在目标而不是标准上面对其进行了定义，它认为“智慧型”（smartness）最终实现更优的公共服务、更低能耗。美国城市主义者Alex Marshall的定义重心是使能性技术，将“智慧型”（smartness）称之为“城市与电信革命的联姻。”实际上，像韩国仁川这类城市，他们认为“智慧型”（smartness）的基础是嵌入式通信网络；里约热内卢在定义时是基于城市新的“运行中心”，将整个城市的数据收集起来，在一个屏幕墙上进行显示。

在智慧城市中，指挥控制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设备控制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社会控制确实一个政治问题。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治理就是选择。因此，指挥城市就是要能够更好的选择。

有一种概念认为，城市的发展总是出其不意，被外力所左右。实际上，城市的变化常常源于市民的选择，即便放弃选择也是一种决定。许多人意识到，他们对积极变化的需求其实是懵懂的，因为在高度复杂、缺乏政治透明、高昂的成本（即便是小项目）面前总是那样无能为力。这样就在那些改变城市的人和生活在被改变的城市里面的人之间设置了隔阂。智慧技术最重要的应用也许就在于拉近这种隔阂，提高城市决策的速度和准确性，扩大公众的参与程度。

智慧土地使用审查

纽约市让公众对新开发项目进行审查，这是一个智慧技术改善公众参与重要城市决策过程的一个实际应用案例，对于那些智慧城市的倡导者而言，这也许不如数字解决方案那样有技术含量、夺人眼球。

统一土地使用审查程序（Uniform Land Use Review Procedure, ULURP，以下简称审查程序）是一种法律授权性的政府行为和公众审查程序，一经发生对既有的纽约城市环境进行变动，即启动该程序。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那场惊天动地争斗最后折中调和之作，斗争的一方是城市未经选举但大权在握的总建筑商罗伯特.莫斯（Robert Moses），另一方是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社区活动者简.雅克布（Jane Jacobs）。他们争论的主题是拆迁格林威治村、建设一条穿过曼哈顿下城的一条高速公路。雅克布与莫斯公然对立，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写就《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这本书成为以社区为基础对城市进行规划的奠基石。审查程序重申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矛盾，在公开听证会上，官方投票和听取公众意见这两个程序交叉运作，要历经数月才能取得妥协并达成一致意见。

审查程序的卓越之处在于在社区和政府之间达成了平衡。但总体而言，完成这个程序却未免拖沓。从开始着手准备提案到进入审查程序，在到后面接收法院的审查，整个过程可能要花费10年之久。也就是说，一幢建筑从提出建造方案到真正拔地而起，需要10年。如果利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可能会对这个程序仅仅提速，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可视化（技术）。

首先，借助可视化技术，城市规划者可以免费获取建筑物的数字模型，从任意角度来审视城市面貌的外在变化，或者观察在某种解决方案下可能发生的变化。每位市民都可以打开智能手机中的摄录设备，记录下建筑工地的变化，还能在虚拟环境下观察自己社区即将发生的变化。但是目前，他们只能排队，然后在预先安排好的听证会，看着建筑师从预先选定的角度来介绍自己的社区未来的模样。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没有任何思索的空间。这对公众参与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缺憾。当公众感到自己掌握的信息不够，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的时候，许多人就会给出“不同意”的答案。于是乎，整个建设的进程就智能一拖再拖。

第二，城市规划者和开发者应该学会评估某个体系对实际生活的影响。要真正理解一个新的城市主要建筑、公园或一处基础设施怎样影响所在区域。公共进程要求政府提供环境影响力生命，这些声明动辄上百页，连篇累牍、内容晦涩枯燥。项目支持者在法院审查中要用这个来证明他们的项目审批过程完成合法，事无巨细毫无欺诈。为什么不引用智能技术将这类公开性文件转换成一个设计产品呢？现代技术允许设计师在建造前，就设计出详尽的各项建筑参数以及涵盖环境等的可视化模型，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造方案。这些建筑模型能够也应该会影响建筑设计，这个过程没有理由不公开透明。

下一个挑战：近海恢复能力

智能城市技术对于改进审查程序的速度和效能非常重要，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来说明下）。2012年，桑迪飓风造成纽约市损失420亿美元，我在布鲁克林鸿沟的房子也遭受了洪水之灾。在这个环境剧变的年代，每一个新建筑项目都必须要有助于城市快速适应严峻的新环境。海平面在上升，那些曾号称“百年一遇”的暴风雨正日益频繁发生。在谈到环境影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话草草了事，逃避问题。

我们要积极建设城市的恢复力，而不只是避免城市遭到伤害。这是纽约即将面临的下一个重大抉择。另外，全球约有10亿人民居住在沿海城市。

这里，我们要回到第一个原则，城市是为市民而建。我们可以将决定却托付给那些越来越智能、更具响应力的技术，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决策权利。我们必须要保持战略方向、执行责任。

我深信，这就是智慧城市技术最强大的力量——让平常市民影响他们城市的发展，这会让他们成为了解情况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者，为他们城市变得更好而作出政治、财务和设计决策，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

简.雅克布（Jane Jacobs）曾经说过：当且仅当城市由每个人参与建成，那么城市才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所需。实际上，让城市的程序更加透明，更具参与度，我们最终会将这种理念变为现实。